SMART: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

目的混合STR图谱的分析是法医遗传学领域的一个难题。目前国内大多数法医DNA实验室依靠人工方法分析混合STR图谱,费时费力,且拆分效果也多有主观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的需求。本文介绍一套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SMART(STR Mixture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Tools),其能够实现对混合STR图谱的自动化分析,包括拆分混合STR图谱和计算似然比。方法SMART使用的STR峰高的概率模型,考虑了影子峰、降解、基因座特异性扩增效率、峰高变异、插入峰、峰丢失等因素。模型通过比较各个基因型集合拟合当前混合STR图谱的似然值大小来推断最有可能的基因型集合,采用了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CMC)算法进行求解。结果SMART可应用于不同试剂盒和遗传分析仪产生的数据。经使用ABI-3500XL遗传分析仪和Global Filer试剂盒测试,SMART能够实现对2~5人的混合STR图谱的分析,输出包括混合比例、混合图谱质量、各个贡献者单人的STR基因分型、似然比等多项结果。结论SMART作为一款自主研发的混合STR图谱分析系统,其基本涵盖了国外同类分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满足一线法医工作者对于混合STR图谱分析的多样化需求,提高混合STR图谱结果的利用率。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发展经济学学科综述

国际发展研究是反映现实世界变化的窗口之一。最近几年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对诸如援助的动因、援助有效性等传统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对新议题的探索也逐渐涌现。移民问题、局部地区的战争与恐怖主义活动与援助的相互关系,援助是如何塑造受援国行为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是反映援助国政治诉求的现实性研究。除此之外,源自其他学科的新研究方法也丰富了学者们对传统议题研究手段,补充了传统研究方法在诸如内生性等问题上存在的缺陷。     

Rejecting representation? Party systems and popular support for referendums in Europe

Under what conditions do citizens favor deciding political issues by popular vote? Models of support for popular vote processes usually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ttitudes such as political trust and interest in politics. But much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on support for popular vote processes. This article builds on research showing that disaffection with elected officials shapes support for referendums b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y system. First, an analysis of multilevel data from twenty-four European democracies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s are more supportive of referendums in countries with fewer effective political parties. Second, a mediation analysis provides evidence that the number of parties influences referendum support through individual-level political trust and external efficacy. Where there are fewer viable parties, feelings that elected officials are unresponsive tend to increase popular support for referendum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a trade-off between available representation by political parties and support for direct influence over public policy.     

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

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探析——基于《摆脱贫困》的研究

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工作期间大力推进闽东地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同时也十分重视抓党的政治建设,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从严治党,清廉从政,把廉政建设引向深入;坚持走群众路线,练好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基本功。习近平在宁德期间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思考,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Knowledge flows from public science to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been acknowledged as an important knowledge resource for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heterogeneous...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论述经济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新境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等。历史发展没有止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也没有止境。而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和正确的思考方式，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做到“六个坚持”,具有批判精神，尤其是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因工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研究 ——基于对《工伤保险条例》中“事故伤害”的法释义学分析

对于所患传染病种类非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职工,由于法律未有明文规定,实务中就是否认定工伤问题存在争议,导致相关职工难以获得工伤保险的救济。《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而职业病由《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法定列举,法律解释空间极小;事故伤害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存在相当的法律解释空间。法院对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纠纷案件的裁判,呈现出将职工患传染病纳入遭受事故伤害的思考路径。研究通过贯彻宪法规范和价值,结合工伤保险的目的与工伤认定的本质,并为了法律概念的统一使用和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解决,运用法释义学的方法,强化论证了传染病可被纳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从而化解因工患传染病职工认定工伤无法可依的困境。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

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更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结合之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三大淡水资源“储存库”，气候变化会加速高原地区的冰川消融，改变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增加水资源分配模式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地区性水资源稀缺性危机，使地区性洪涝灾害增多，水治理难度提升。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会产生连锁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效应，不仅影响高原地区国家的水力开发计划与基础设施安全，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而且影响中国的海外水电投资，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水利“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与挑战。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涉及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涉及亚洲的稳定与和平。对此，中国应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维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动态的深度调查与持续性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推动高原地区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与区域合作框架构建。     

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中国诚信体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失信频率高发化、失信主体多元化、失信手段多样化、失信后果严重化,对我国当前诚信体系建设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改革开放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式微、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和法制建设进程的明显滞后等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推进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就要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国内外经典,丰富诚信理论;进一步提高惩戒力度,完善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提高领导水平。